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

李天冉参加心理学相关的学习。受访者供图林美芳退出了所有“鸡娃”的群。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种规律:每天给隔壁
摘要

林美芳退出了所有“鸡娃”的群。她的生活有了另一种规律:每天给隔壁房间的儿子发两次提醒吃药的微信,每两周到医院开一次假条;每3天在案板上切分一次药片,放到带隔断的绿色小药盒里,时间久了,药末弥散在缝隙中。上班途上,地铁上穿校服的孩子偶尔会让她想起,自己是一名高三学生家长。

这是她的秘密:两年前儿子被确诊重度抑郁,经历了休学、复学、复学失败,现在持续请假在家。除了母亲和丈夫,她无法向其他人启齿“我的孩子得了抑郁症”。

能让她不孤单的是七八个家长微信群,几乎每个群都是满员。和她一样,群友都有被诊断为抑郁症或双向情感障碍症的孩子,从初中生到大学生。孩子们失眠、悲伤、易怒或在手臂上划下一条条伤痕,承受着恶心、手抖、嗜睡、长胖等不同的药物副作用。

医学界尚不能给出青少年抑郁症的明确成因。抑郁症的诊断没有生物学指标,心理测评量表的结果作为参考,医生的“听诊器”是眼睛、耳朵和嘴——依靠经验观察、倾听和交流。

诊室门口的青少年越来越多,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裴双义5年前注意到这个趋势。去年,他所在的科室门诊诊疗了8000多名学生,住院治疗的有近600名。2020年9月,国家卫健委发布了《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》,学生是四大重点防治群体之一,把抑郁症筛查纳入高中及高校学生的健康体检内容。

抑郁症检出只是第一步,药物的副作用、可能反复的病情、疾病污名化带来的影响和社会功能恢复的困难,是大部分孩子和家庭要面对的一道道关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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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二开学第二个月,儿子陈恒告诉林美芳,自己不想去上学了,每天在教室里听不进去,头晕头痛,很难受。他想在家自学,考试的时候再去学校。林美芳没好气,“好不容易考进市重点高中怎么能不去上?我脸都会被你丢光的!”

母子俩达成的“协议”是,在他实在不舒服的时候,林美芳帮他请假,“半天半天地请”。没多久,林美芳被请去学校,她对面坐着4位“特别严格”的老师。她们帮她分析孩子的情况,并重申年级组规定“每个月只能请两天假”,尴尬窘迫的场景至今仍让她难受。她坦言,那时自己是个什么都不懂、有点软弱的妈妈。

林美芳观察到儿子陈恒高中入学后,每天6点多出门,公交地铁1小时,赶在7点15分前到校。晚上6点多回到家,一脸疲惫地吃完饭就去睡觉,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做作业,直到天亮。儿子不满意自己处在中游的成绩,要全力向前赶超。双休日,儿子要求请家教补课,并告诉林美芳“自己不累,不找家教才累”。

“要不要找个心理医生?”她试探性地问儿子。“要的。”陈恒回答。培养孩子她没计较过钱,心理医生上门辅导,900元两个小时,她决定有效的话就持续到高三。

陈恒心悸的问题越来越严重,情绪也越来越低。他形容“静坐的时候心跳也会非常快,像刚刚结束长跑,但是不会气喘”,夜里很难入睡又很早醒来,精神非常疲惫,曾经担任校棒球队主力的他对运动也没了兴趣。在医院检查一圈儿,“跟器官器质性的东西都没有关系”。最终,在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,陈恒被确诊为重度抑郁。

事实上,心理和情绪上的异常可以牵引出躯体症状,裴双义和同事们在接诊时看到过不少,医学上称之为“躯体化障碍”。来就诊的青少年,有的头痛、背痛,有的频繁腹泻,临上学就失眠、手心冒汗、恶心呕吐……治疗的经历也类似——验血、做核磁,在内科、中医科辗转,有的“在儿科住院,被抽了40多管血”。

孩子们的病历袋里装着多个医院的诊断结果,家庭条件好的几乎跑遍北京、上海等城市的大医院。病例上大都写着“情绪低落,生活兴趣减退”“重度抑郁,伴有自残行为”“中度抑郁复发,第二次住院”,等等。

“基本上都是发现了一大段时间,而且学习能力下降得都非常厉害,好多孩子不去上学,已经回到家庭里,把自己孤立起来了。”裴双义说,“在学校里,他们大脑的可接受性已经很低了,基本上是去睡觉或者去发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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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外人解释清楚“抑郁症是一种病”,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即便是父母,也很难与孩子共情。

陈恒向朋友坦承自己的病,对方嘲笑他,他便不再提起,觉得母亲编造“孩子心脏不好”作为自己不上学的借口更合适。他自己起初也不能接受“抑郁症”的诊断,那更像是因为软弱、不坚强生的病,他一度会向“躁狂症”的方向伪装。